看完这些中式翻译作品，我又坚定了好好学外语的决心
前段时间，微博一位博主吐槽说，因为一个字，他在读博尔赫斯诗歌译作时给读“崩溃”了。
“罪魁祸首”正是东北文化的出圈代表——“瞅”。
“瞅着你在我无眠的怀中的酣睡”。
“我确信自己生死有命，瞅着那些野心勃勃的人。”
“我瞅着最后的落日”。
“拉比深情地瞅着它。”
“我瞅着镜子里的那张脸，不知道瞅着我的是谁的脸。”
这瞅来瞅去瞅你瞅我的，感觉分分钟就要蹦出一句“瞅你咋地”了。
这一版本的博尔赫斯译作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16年出版的《博尔赫斯全集II》，其中收录了12部博尔赫斯诗歌作品，由王永年、林之木先生翻译。
博主坦承地说，虽然非常感激出版社收录博尔赫斯晚年诗歌的用心，但这翻译直接“把博尔赫斯整东北去了”，着实有点“不能忍”。
博尔赫斯：“瞅啥瞅？”/wiki
在首届傅雷翻译奖颁奖现场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曾说：“如果没有翻译，我们就像是瞎子或聋子一样。”
而那些不恰当的翻译，就像给读者戴上了一副度数不合适的眼镜。
读是能读懂，就是膈应。
那些翻译车祸现场，各有各的神奇
被折腾到东北去的，还不止博尔赫斯一个人。
在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传记《活着为了讲述》里，也出现了同款的东北大碴子——
“妈妈轻轻地叫她一声：‘大妹子！’”
“她摘下眼镜，迟疑片刻，张开双臂一跃而起，哀声叫道：‘哎呀，大姐！’”
你听这一声声亲切的乡音，同在拉美，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果然是老铁。
《我的师承》中，王小波曾经谈到对译作中出现地方口音的理解。他回忆，小时候哥哥曾给自己读过一篇查良铮先生翻译的《青铜骑士》：
“我爱你，彼得兴建的大城/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/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/大理石平铺在它的两岸”。
王小波记得哥哥说，这是“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”，是“最好的文字”。
而与之相对的，则是另一位先生的翻译版本：“我爱你彼得的营造/我爱你庄严的外貌……”
朗朗上口、韵脚齐整，读来怎么都有点顺口溜的味道，让人想拿起筷子敲一敲。后来，王小波才知道，这后一位先生是一位准东北人，难怪他的译诗带有二人转的调子。
王小波说：“那一年我十五岁，就懂得了什么样的文字才能叫作好。”
王小波与李银河。/微博@李银河
王小波当然不是说东北的文字不好，而是把一篇宏大雄浑的俄罗斯英雄史诗变成了节奏明快的二人转，只会在战斗民族和东北大兄弟之间挑起战火。
而与这种尝试接地气的努力相对的，则是许多译文中只要一读脑子里就自动开始双语翻译的浓重翻译腔，从句式到语气都能拿捏得十足十。
比如陈东飙先生翻译的《巴塞尔姆的60个故事》中的《我与曼蒂博小姐》一篇，就曾引发激烈的争议：
“曼蒂博小姐想要和我做爱但她犹豫不决，因为我正式来说是个小孩；我是，根据记录，根据她的办公桌上的成绩册，根据校长办公室的卡片索引，十一岁大。”
“我身高六英尺一，我适当的地方有毛，嗓子是一个男中音……”
这支离破碎的句子结构、放到中文里格外古怪的词语搭配，实在让众多读者“叫苦不迭”。
虽然陈东飚先生曾在另一译著的后记中说明，原著作者巴塞尔姆对文字的运用本身就极有特色，“对巴塞尔姆的文字进行意译就是减除它的意义，剥夺阅读它的唯一乐趣”。但用“直译”是否就能给“生硬”正名？依然还是个问题。
不过退一万步来说，无论是过于接地气还是读着别扭的翻译腔，这些翻译总归是负责任地准确传达了原文的意思，而有些翻译，则是在语义上就出现了错误，让人看得云里雾里。
比如去年3月，新西兰枪击案发生后，国内许多媒体报道中都出现一句，在行凶过程中，枪手“在腿上绑了很多本杂志”。很多人都不解，抗日剧里士兵腿上绑布带的倒是见过不少，绑杂志是怎么个道理？
一查，原文用的词是“magazine”，的确是杂志没错，但它还有另一个意思——“弹匣”。虽然译者最后对这一翻译中出现的错漏作出了澄清，但网络上已经满是绑着杂志跑的枪手了。
而要数翻译中最惨烈的“车祸现场”，冯唐翻译的《飞鸟集》一定名列其中。本着在翻译诗歌时要做到“有我”的原则，这部原本清新淳朴的诗作在冯唐手里完全变了一个模样，出现了这些被读者批为辣眼睛的露骨表达：
“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揭开裤裆/绵长如舌吻/纤细如诗行”。
“有了绿草/大地变得挺骚”。
还有一些突如其来、画风雷人的卖萌：
“白日将尽/夜晚呢喃/‘我是死啊，我是你妈，我会给你新生哒。’”
“现世里孤孤单单的小混蛋啊/混到我的文字里留下你们的痕迹吧”。
以及堪比郭敬明的青春矫情文风：
“你对我微笑不语/为这句我等了几个世纪”。
对这本《飞鸟集》，有豆瓣网友言简意赅地评论：“连环车祸、汽车坟场”。但是，即便嘲讽声不绝于耳，对于冯唐这样的译作到底应该如何评判依然存在很大的争议。
冯唐老师不仅热爱翻译，还喜欢玩断句，比如《冯·唐诗百首》》。
例如冯唐被嘲为“郭敬明文风”的这一句，在被认为是经典的郑振铎译本中被翻译为：“你微微地笑着/不同我说什么话/而我觉得/为了这个/我已等待得久了”。
有网友认为，较之郑振铎版本，冯唐的译文以简洁取胜，而将原文“waiting long”意译为“等了几个世纪”，也更加生动。
而冯唐自己，则在接受采访时表明了态度：“我翻译的风格就是我理解的泰戈尔的风格。”“每个译者对于原作原貌和作者意图都有不同理解，这个所谓的底线由谁定？”
应如何看待翻译？是直译的工具还是具有独立性的文学创作？评价翻译的标准如何划定？在翻译研究以及业界实践中，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从未停止。
让人看了觉得啼笑皆非的翻译数不胜数，但能不能随随便便地就指控这些译文“翻车”，要下一个定论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翻译有多难，谁译谁知道
关于翻译的原则有很多，最广为人知的是严复提出的“信、达、雅”。“信”为准确明晰，“达”为晓畅通达，“雅”则是行文要有雅致韵味。
首先，要做到“信”就已经很难。避免直接译错意思的乌龙事件，其实只是达到了翻译中“信”的基本要求。如何准确地把握异国文化复杂的语境，传达出其基于历史背景、传统风俗的特定内涵，才是真正考验译者功底的地方。
译者陆大鹏在接受采访时说，作为历史书的翻译者，他最怕的就是翻译人名和头衔。他在中学时读草婴先生译的《战争与和平》，发现里面几乎个个都是“公爵”；后来读英美人写的俄国历史书，又发现英文文献提到俄国时满地都是“Prince”，甚至一些穷光蛋也被称为“Prince”。
那这个被俄国头衔到底是什么？陆大鹏从俄语专家那里得到了这么一大段解释：这个头衔在俄文里写作“Князь”，英文音译为“Knyaz”或“Knez”，源于日耳曼语，最初指斯拉夫人的部落酋长，后来成为斯拉夫封建制国家统治者的头衔。
在这些国家的中央集权化加强后，有的统治者将头衔改为“Velikii Knyaz”，中文译为“大公”，其下属的区域性统治者则称“Knyaz”，译为“公爵”。在莫斯科公国与后来的俄罗斯帝国时代，沙皇偶尔会授予信任的人公爵头衔。
1801年俄国吞并格鲁吉亚后，原先格鲁吉亚大大小小的贵族和许多鞑靼贵族也称“Knyaz”，这才使得这一头衔大大贬值，变得“满地都是”。绕了这么一大圈，还只是弄清楚一个头衔。要把翻译做精准背后的坑有多大，可见一斑。
然而，就翻译作品的整体追求而言，“信”也不过是第一层要求。翻译了《红与黑》《包法利夫人》等世界名著的译界泰斗许渊冲先生就曾下定论：“翻真不足为奇，但做到美很难。”
一想到翻译，包法利夫人也头疼。/《包法利夫人》
对功底扎实的译者来说，相比于“真”，译文中流露出的“美”往往是更高的评价标准。作为文学史上的“大牛”，朱生豪和梁实秋都翻译过莎士比亚戏剧，前者是“以诗呈诗”，尽可能还原了莎剧口语化的特征，同时不失诗韵；后者则采用白话散文式的风格，以直译为主。
二者相较，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的傅光明先生曾直言，梁实秋的译文“时有草率”，其虽是散文妙手，但当莎剧需要体现“浓得化不开”的诗情诗韵时，他的译作就让人觉得短了一口“诗”气。
而这一口“诗”气，只有当你念出朱生豪译的那一句“生存还是毁灭，这是一个问题”的时候，方才喷涌而出，酣畅淋漓。
“生存，还是毁灭？”/《哈姆雷特》
可见，信达雅三者，做到哪一个都不容易。而要把谁放在第一位，则更是长久以来翻译界各派人士“神仙打架”的古老命题。
相比于“信”，追求“达”和“雅”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体验。因此信达雅的矛盾的背后，其实是关于原作与读者孰轻孰重的争论。
从西塞罗提出的“意译”与“直译”，到施莱尔马赫的“让作者接近读者”与“让读者接近作者”，再到赵景深的“顺译”与鲁迅的“宁信而不顺”之争，都证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难解之处。
施蛰存和傅雷曾就一句“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都没有”该如何翻译发生争论。秉持翻译精准观的施蛰存认为应原原本本转译，而重视“神似”的傅雷则认为要结合本土语境，译为“静得连一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”，甚至“鸦雀无声”。
到底哪种动物能被用来代表安静，至今也没有定论。这背后的两难正是在于，要让翻译保持原汁原味，很容易就成了自带原声的翻译腔；但要让翻译接地气，又难免削减几分外国文学独有的“异域风情”。
鲁迅和弟弟周作人也曾一起翻译国外小说。
而译者的身份也是一个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。翻译是单纯的转述还是一种二次创作，译者应不应该“隐形”，是人们在评价翻译作品时争论不下的两大立场。
有一位法国学者对翻译家们说：“请在文本后面消失吧，而文本倘若真正被理解了，它们自身会说话的。”但英国诗人阿瑟·韦利对这种说法不置可否。他认为，只有极个别的表述能够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精确、直接的替代，更普遍的情况是译者只能在诸多“近似解”中进行挑选。
因此在他看来，翻译的过程中必然要加入译者的声音。“就我本人而言，要说话的总是我本人，而并非文本。”
但当译者要开口，风险也就随之而来。功底深厚的译者或许能凭借自身文学修养，使作品的表达力更上一层楼。
如翻译家罗新璋在评价傅雷译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时，便大力赞扬了其中鲜明的“傅雷风格”，认为傅雷在原文翻译中“融进了自己的朝气与生命激情，自己的顽强与精神力量”。此时，是译者的声音与原著的声音相得益彰，形成了和谐美妙的共振效果。
但当个人风格与原著画风过于迥异，比如冯唐的《飞鸟集》，共振就成了撞车，每读一句，都是对心灵的大力冲击。
人人都知创作艰难，殊不知翻译之难，也是如此难于上青天。
好的翻译，“从心所欲而不逾矩”
钱锺书先生说，“艺之至者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。”翻译也是“戴着镣铐跳舞”的艺术，好的译者都是在被框定边界的一方空间里，遵循既定规则的同时寻找表达的自由。
翻译家许渊冲就是将翻译视为“艺术”的坚决捍卫者。在译林出版社计划译制《追忆似水年华》时，出版社内对书名产生过激烈的讨论。
一派译者主张直译为“寻找失去的时间”；而另一派则主张译为“追忆似水年华”。两方争论不下时，许渊冲先生拍案而起，要是不叫“追忆似水年华”，他就不翻了！最终，出版社还是敲定“追忆似水年华”为书名。
普鲁斯特娓娓道来的一生故事也恰如这译名，时而细水流淌，时而波涛奔腾，裹挟着往日时光汩汩滔滔而去。
这样细腻优美的翻译，也像余光中将英国诗人西格里夫·萨松在《于我，过去，现在以及未来》中的那一句“In me the tiger sniff the rose”，译为“心有猛虎，细嗅蔷薇”。
经典西部片《True Grit》常见中文译名为《大地惊雷》，而当时香港将其翻译为《独眼龙双枪歼四虎》。
还有郑振铎译《飞鸟集》中最为人熟知的那句“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死如秋叶之静美”。
翻译家许钧谈到，自己对傅雷译作印象颇深是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里起首的一句：“江声浩荡，自屋后上升。”短短的“江声浩荡”四个字，如同将一幅卷轴画缓缓打开，一个开阔的世界展露，漫长的故事从此开始，而“作者、译者和读者的共鸣与视界融合”，也在这方空间中实现。
许钧认为，这四个字“穿越了历史与永恒”，成为傅雷译本的一个重要符号。
将外语译为中文讲究形似与神似的结合，将中文译为外语也是如此。毛泽东《七绝·为女民兵题照》一词中，最后两句“中华儿女多奇志，不爱红装爱武装”一度由于“红装”与“武装”在字意和字音上的巧妙对应而被视为翻译界的难题，但许渊冲充分地考虑了汉语的独特设计，将其译为：“Chinese people prefer to face the powder than powder the face.”
“红装”译为“powder the face”，武装译为“face the powder”，两个结构一致词序调换的短语既表现了“红”与“武”的对应，也兼顾“装”字反复的音韵感，实为妙极。
钱锺书杨绛夫妇，都精通外语，杨绛在晚年翻译《堂吉诃德》。
“文学翻译不是1+1=2的科学，而是1+1>2的艺术。”在许渊冲看来，好翻译追求的是两种语言的统一，并从中获得两种语言的“双赢”。
在知乎豆瓣上搜索关于翻译的话题，那些“让人眼前一亮”、让人“觉得语言妙不可言”、让人“感叹语言是如此之美”的翻译都有着相似的气质，它们并非原文的机械复刻，而是在表情达意的基础上传递出那一分只可意会的“神韵”。
一如曾翻译《包法利夫人》《庞神三部曲》等著作的翻译家罗国林所说，与原文一字不差，并不等于就是好的译作。译文只有“活起来”，真正体味和表达了原文的风格，才可称之经典。
翻译是文化转码，但更是精神共鸣
有学者指出，目前翻译学研究正呈现出明显的文化转向和社会转向。
翻译不仅仅是关于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，在这种转换过程中，翻译家们所采用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习惯和规则，其背后都反映着特定的社会意识或文化传统，因此翻译研究可以成为人们观察社会文化的特殊视角，在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。
翻译家，也是唐玄奘的主要身份之一。
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，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，涉及一整个复杂的文本操纵过程。从什么译本会被选中翻译、译者及出版商的身份，再到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等等，这些文本内外的限制，都关系到两种文化之间不断变动的权力关系。
在这种视角下，选择“接地气”还是保留“翻译腔”的问题，实际上关于不同文化地位的博弈。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·韦努蒂将这两种选择概括为两种翻译策略——“归化”和“异化”。
他指出，17世纪以来译为英文的作品基本都是“归化”的翻译，而英文译成其他文字时则大多采用了“异化”，这背后就体现了文化之间的不平等性。
英国翻译学者贝克认为，翻译不仅仅是对原文文本的叙述，更包含文本外的叙述，是“社会中更广泛的各种叙述”，关于意识形态、政治背景、文化共识等等，其背后映射的正是各种繁杂隐晦的社会现实。
英文版《三体》大火，翻译者、同为科幻作家的刘宇昆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。
李辉在评价翻译家董乐山时说：“他的翻译对读者的冲击，不只是限于在翻译的信、达、雅方面所达到的高度，更在于他把翻译的选择，作为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历史责任的方式。”
八十年代初，董乐山率先完成了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小说《一九八四》的翻译，轰动一时，引起当时国内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思想的反思。
这本译作与他后来翻译的《西方人文主义传统》《奥威尔文集》《苏格拉底的审判》等等小说和理论著作一起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，背后反映的是译者“对命运的感触”与“对历史的观照”。
翻译是一种转码行为，不仅关于语言，更是关于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。
《圣经》里说，大洪水之后，人类“为了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”，曾经尝试建成一座高耸入云的“巴别塔”，视为人类统一的象征。而耶和华为了阻止这一计划，改变了人类的口音，使语音不通的人从此再也无法合作，隔阂由此生成。
语言不通，带来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失落。人们被不同的语言划分为不同的群体，彼此之间界限分明，也因此使理解与共识落入虚空。而翻译，就是人类为了达成交流而建造的一座新的“巴别塔”，使人类共同追求的“我们的名”再度显现。
不同的语言间的沟壑难以被填平已成不可改变的事实，而翻译追求的则是沟壑上空的精神共鸣。
西班牙诗人乌纳穆诺在一首爱国诗中列举了数个西班牙地名，并写道“你们是我们西班牙语中无法翻译的精华”。但事实却并不是如此。
墨西哥翻译家奥克塔维奥·帕斯就此在文章中指出，所谓不可翻译的只是西班牙语的专有名词，但这些字词中包含的情感，在传递的过程中并不会遇到障碍。
“它完全可以翻译，并且影射了一种普遍的经验。”还有很多诗歌虽然“罗列的单词不同，但氛围、激情和意思是类似的”。
本雅明在《译者的任务》里说，“一部真正的译作是透明的，它不会遮蔽原作，不会挡住原作的光芒，而是通过自身的媒介加强了原作，使纯语言更充分地在原作中体现出来。”
那些真正通达流畅而富有韵味的译作，就像一面透明的双面镜，人们从其中一面看到异国文化的身影，而从另外一面，则可以洞悉我们此时所处的社会现实。
而凝结了人类文明与情感的光芒，就通过这面镜子，从遥远的彼岸穿越到我们身边。
彭萍，卢青亮.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“文化转向”和“社会转向”[J].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. 2016,49(03):140-14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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